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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对康泽十分了解，他不会被俘的，很有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，为党国壮烈成仁了。”1948年，襄阳失守四天之后，蒋介石在与何应钦、顾祝同等嫡系将领共进晚餐时，颇为自信地说道。
蒋介石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康泽是在一个周末，当时他到教室巡视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外出，只有康泽还留在教室里，不知道埋头写些什么。蒋介石走上前，随手翻了翻他的笔记，发现他整理自己的讲话，高兴地问道：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不休息？”
“他叫康泽，学习很用功。”不等康泽回答，随从的教官赶忙回答道。蒋介石听完频频点头，自此将康泽这个学生记在了心中。
1926年康泽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，经蒋介石特批直接送到莫斯科学习。就在康泽回国不久，蒋介石下野，忠心耿耿的康泽不愿留在政府机关，便转去蒋介石建立的中央党务学校担任训育员。
为了给蒋介石的复出扫清障碍，康泽和其他一同留苏的同学建立了救党运动委员会，向阻碍蒋介石复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发起冲击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一一 · 二二”案。
蒋介石趁着“一一 · 二二”惨案的机会，向特别委员会发动攻势，顺利复出成为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，康泽因此受到蒋介石的信任，调到自己身边担任少校侍从参谋，逐渐在侍从室崭露头角。
蒋桂战争爆发后，深谙蒋介石排除异己心思的康泽在第二师开展“政训”工作，极尽笼络人心的手段，将效忠蒋介石的烙印深深刻在每一个士兵中。蒋桂大战结束后，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。
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，康泽奉命前往归德做一些收买人心的工作，之后又担负起维护陇海沿线铁路交通的重任。蒋介石对于康泽的表现十分满意，奖励他一万发步枪子弹、一万元大洋等。
1932年复兴社成立之后，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宣传处处长，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大举宣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将“反共”和拥护“一个领袖”作为复兴社的工作重点。
随着接连四次“围剿”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失败，蒋介石决定组织特务警察队，对根据地实行彻底封锁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康泽的头上。康泽召集了一大批“围剿”失败后离开部队的中下级军官，组成了特务警察队的基本力量。
这支特务警察队除了正规的军事作战外，还为蒋介石担负起建立反动统治，“清剿”红军和监视的任务。
抗战开始后，蒋介石将国民党内几个小组织整合成为一个大组织，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运而生，康泽被任命为组织处代理处长。当时三青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夺和控制全国的青年，康泽按照蒋介石的指示，在各地大学建立分团。
随着三青团在全国各地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康泽逐渐成为三青团内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“领袖”。但康泽这样呼风唤雨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就因“太子”蒋经国的到来而彻底结束。
1939年蒋经国取得了三青团员资格，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骨干事，后又被指定为江西省支团筹备处主任。对于蒋经国在三青团内如此快速的升迁，康泽并没有放在眼中，只是觉得蒋经国不过是因为蒋介石是他的父亲罢了。
结果蒋经国在江西的一年时间里，很快站稳了脚跟，取代了康泽在江西支团的原班人马。就在康泽仓促提防蒋经国的时候，蒋经国被蒋介石直接任命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，让康泽在党内的作用越来越小。
经过几年的权衡，蒋介石决定将康泽撤换，以出国考察为名将康泽送上了飞机，彻底让他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办的三青团。
1946年，在蒋经国彻底掌握中央团部之后，康泽被允许回国。蒋介石任命其为十五绥靖区司令官，驻军襄樊。这一任命下达仅仅半年时间，解放军就对襄樊发起了进攻。
当时康泽依仗襄阳城三面环水、一面环山的地理优势，想尽一切办法搞防御工事，自认襄阳城易守难攻。结果王近山按照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原则，在襄樊地区大搞奇袭，接二连三取得胜利。
“一定要活捉康泽，捉不到康泽不能算全胜。”在襄阳城总攻发起前，刘邓首长明确指示王近山。王近山指挥部队兵分三路攻入襄阳城之后，解放军干部、战士拿着刺刀和康泽的照片，在尸体里挨个寻找。
在一个坑道里，浑身血淋淋的康泽束手就擒，没有实现当初向蒋介石所保证的“与城共存亡”的决心。毛主席接到襄樊战役的接报后，专门致电中原野战军：“将康泽送华北，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。”
什么是迷信？科学解释不了就是迷信，正如反对神的就会被打上异端的标签，那么什么又是科学呢？科学的成立基于这样一个前提：“桌子上有一个杯子，你看到的是杯子，我看到的也是杯子，这是我们的‘共识’，如果你看到是杯子，我看到是花，失去了这个‘共识’，那科学就退避三舍了……”。所以热点实事评论之类的各持己见，亦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吵，科学就无法解释事物本身了，所谓迷信就是少部分人的怪力乱神，没有"共识"，便被科学打入了迷信的范畴，但人类抛开共性之外，亦有个性，一味强调共性本身也是一种迷信，更何况宇宙何其之大，科学和人类连尘埃都算不上。
就在康泽接受审讯的时候，国民党对外宣称康泽在襄阳作战中已经牺牲，康泽的妻子闻讯大闹，蒋介石只得派人送去十万元金圆券，又答应为康泽召开追悼会，才算将康泽的妻子安抚下来。
结果几天之后，中共新华社宣布康泽被俘的消息，引得国民党军政各界议论纷纷。康泽的妻子发了疯似得到处找人，哭诉丈夫如何为“党国牺牲”，作了总统的孝子忠臣。
再说康泽，自从被俘之后，康泽一直担心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处置，毕竟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。让康泽没想到的是，自从自己被俘之后，全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严刑逼供，反而解放军对他和和气气。
在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，和民众亲密无间的场景后，康泽的心中有所感触，提出要读一些共产党人写成的书籍。尤其在看过毛主席的著作后，康泽似乎明白了国民党为何会屡屡失败。
随着思想上的开始转变，康泽对蒋介石的罪恶有所揭露，对自己的罪恶有所反省，写下了不少交代材料，披露了一些国民党重大事件的实情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，在功德林具有“材料库”的美称。
1963年，康泽获得特赦。当那张16开的“特赦通知书”被递到手上的时候，康泽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，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不至于滚落出来。
由于一家妻小已经被迫去了台湾，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了崇内旅馆，并分配他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。虽然康泽从1948年之后再也没有和妻子见过面，但后来儿子曾到大陆看望过他，让他孤寂的晚年生活欣慰了不少。
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，康泽毫无意外成了被冲击的目标。在周总理的授意下，康泽被送回秦城监狱，以监护为名保护了起来。可惜1967年旧病复发，康泽在北京病逝，终年63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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